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并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并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里試驗著。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向著勻整一路走，至于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漏縫兒，這就是所謂“相體裁衣”。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可是得靠誦讀。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過去的新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里。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廣大的展開，并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轉捩點也在這里。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于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群眾。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卻不限于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只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什么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廣播，恐怕聽的人太少了;所以后來就直接訴諸**的群眾。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舊瓶里裝上新酒，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面更有人用簡單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于是乎有了“朗誦詩”這個名目。不過這個名目將“詩”限在“朗誦”上，并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不愿意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越來越多了，效果也顯著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于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占的地位上;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占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于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夠說是形象化;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看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并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
筆者這里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并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周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里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里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后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涌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寫得好，抓得住一些大關目，又嚴肅而不輕浮。聽到那洪鐘般的朗誦，更有沉著痛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來想去，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里才完整起來的。
后來漸漸覺得，似乎適于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里才能見出完整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數只活在聽覺里，群眾的聽覺里;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里念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散漫，平淡，沒味兒。對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的群眾里朗誦出來，就確乎是詩。這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跟古代的聽的詩又不一樣。那些詩是唱的，唱的是英雄和美人，歌手們唱，貴族們聽，是伺候貴族們的玩意兒。朗誦詩可不伺候誰，只是沉著痛快的說出大家要說的話，聽的是有話要說的一群人。朗誦詩雖然近乎戲劇的對話，可又不相同。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只間接的訴諸聽眾，而那種聽眾是悠閑的，散漫的。朗誦詩卻直接訴諸緊張的、集中的聽眾。不過朗誦的確得注重聲調和表情，朗誦詩的確得是戲劇化的詩，不然就跟演講沒有分別，就真不是詩了。
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群眾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里成長。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愿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群眾打氣，強調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態度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于平衡或平靜;詩出于個人的沉思而歸于個人的沉思，所以跟實生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得在這相當的距離之外。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溫柔敦厚”以及“無關心”的態度，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詩失之愚”的話。朗誦詩正要揭破這個愚，它不止于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工作沒有平靜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斗的武器，而宣傳與戰斗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韻律———大桶，
**桶。一小行———導火線。
大行冒煙，小行爆發，
…………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里，在行動里完整，在行動里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沉著痛快的，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走進群眾里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進群眾里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再說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篇大套;前一種像標語口號，看起來簡單得沒味兒，后一種又好像羅嗦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里。筆者六月間曾在教室里和同學們討論過一位何達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