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歲之前，漂泊在一條很小的船上。

船小、逼仄，卻要承載一大家子十幾口人。除了祖父、祖母，伯父、伯母一家就有五口人，還有父親、母親和我及弟弟、妹妹。

剛剛九歲，父親以他的經歷推算，說我該到了入學的年齡。于是讓外婆趕到泰州，接我回來，到距離外婆家一公里外的一所學校讀小學一年級。我一筆一畫才學會寫字，外婆就對我說，給你媽寫封信吧！結果是她說，我寫，摸摸索索，花了好長時間，一紙三四十字的“家書”總算寫好了，寄到了父親小船臨時停泊的地方。

據說母親見到信后，捏在手心，潸然淚下。她不識字，急切地催著父親一字一話地念給她聽。然后，把它揣在棉襖里邊貼心的地方，多少天以后，信皺皺巴巴的了，她依然寶貝似的收藏著。

一次，祖母和父親回到家鄉，到外婆家看我，說了這件事以及當時的情景。第二天，祖母和父親辦完事情，準備返回。去輪船碼頭的路上，我拽著祖母的手，哭著鬧著，要她給我買紙和筆，再給媽媽寫信。遺憾的是，沒多長時間，除了伯父、伯母他們一家留在蘇南，祖父母、父母親及弟妹們都回來了。他們這次是棄船回到家鄉安居的。之后，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就再也沒有給母親寫過信。

我給母親寫的那封書信，是第一封信，也是我這個大兒子給她寫的唯一的一封信。

杜甫在《春望》中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而我細想起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與老伴戀愛結婚，既沒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沒有“鴻雁傳書”的甜蜜。“文革”中，兩人的家庭出身被杜撰了，說她有不一般的海外關系，說我是因逃亡被漏劃了的富農子弟。那種政治壓抑，讓人氣都喘不過來。兩個人能結合在一起，十分不易。所以，她從無錫插隊下鄉，獨自留在蘇北，而岳父、岳母在蘇南。為了不讓二老牽掛，我一次次用毛筆給二老寫信。沒料到，每次看到我的毛筆字，老岳母心里都不舒服，誤以為，她辛辛苦苦地供女兒上學讀書，結果嫁到蘇北，反失去了自己給家里寫信的權利。好在岳父耿直善良，且識得幾個字。他細細讀信后發現，每封信的字里行間都充溢著我們倆一起商量、共同完成的語境和語氣，并非一人的作品。這樣的家書，他覺得十分金貴。

家書，是一個家庭過往的記憶。而有些文字，雖不是以書信的形式兩地穿行，也沒有郵戳和郵遞的過程，但它訴說的對象只有家人。內容除了說家事，尚有傳家訓、樹家風的意蘊，而且這類文字文筆好，可讀性強，竊以為，也可視為家書來讀。

譬如，巴金的《隨想錄》、張中年的《流年碎影》、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等，這樣的文字，不僅僅是某個人的記憶，它也承載著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最小細胞的情感記憶。

我的作品《遺言四句》也有這樣的敘述。父親從查出病情到病故，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天時間。眼看著子女們都長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可蒼天不公，讓他病魔突然而至。那時，連接著父親生命的一根氧氣導管，給我的感覺就如同汪洋大海，不但吞沒了父親，也是在吞沒我們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在二十多天里，父親自始至終沒給我們一點點痛苦的表示。直到一天夜里凌晨一點多，父親突然喊我，拉著我的手說他要回家，還說我把你的母親交給你了！這是父親的遺言，也是父親住院二十多天，唯一和我說的一句話。

我寫下這樣的文字，如同家書，想寄去天國，給我的父親。

平時，父親與我的交談不是很多。但要么不說，凡是他說的都有分量。即便多少年以后，我的感覺依然是沉甸甸的。

《我和二弟》一文中有一段文字：一次，我和二弟因為一把蘆葦編成的小手槍，爭吵起來，互不相讓，惹惱了正在為月終商品而緊張工作的父親，他順手抽出門栓，狠狠地抽了我一下。母親于心不忍，拽住父親不依不饒。然而，父親當時撂下的一句話：“你比他大，大就該有大的樣子！”讓我記住了一輩子，也受用了一輩子。

長大成人，走上社會，我養成了閱讀、思考的習慣，常常把父親的這句話作為家訓，與古人王明陽的“完人之問”和“心學之問”聯系起來閱讀與思考，學會了審視自己，懂得“知行合一”的蘊意——不因得失，而躊躇不前；不因一念，而丟失自尊。我甚至把這句話，與陸續上線的《重讀抗戰家書》《紅色家書》《見字如面》《舊信重讀》等視聽節目聯系起來，反復學習思考，激發寫作靈感。

我依稀記得寫信的那個歲月，但現在不寫信了。

像這樣的如同家書一樣的文字，我仍然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