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軍的宿命
中國互聯網業的“活化石”雷軍說自己曾經是“不怕苦,不怕累,人定勝天”,但現在他決心要換一種活法,“我們找對了一個風口,連豬都能飛起來的風口。能引起這么大的關注,有這么多人知道,就是形勢比人強。”
再出發
2007年12月的一個深夜,北航北門的柏彥大廈。金山軟件的CEO雷軍需要做一次告別,他也許想過,這是最后一次待在金山的辦公室了。有人記錄了當時情形,“掐滅手中的煙頭,雷軍從辦公室的沙發上站了起來,拎起雙肩背包搭向背上。包比平時沉,他的動作比平時有些遲緩。”
那時候的雷軍,已成名多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業的“活化石。”
2011年歲末,在卷石天地大廈12層的辦公室內,他似漫不經心地說:“我是1992年1月4號加入,2007年12月24號辭職,總共差了十來天,正好整16年。”
2011年7月7日,金山軟件宣布雷軍接替求伯君擔任董事長,求伯君“因為健康原因”將于半年后退休。2007年12月,剛剛上市兩個月的金山發布聲明,雷軍“因為健康原因”辭去公司總裁兼CEO。
重回金山后不到一周,雷軍作為創始人的小米科技就揭開了面紗。如何分配精力,雷軍說:“實在沒有辦法拒絕張老板和求老板20年來的情誼。對于金山,只有義不容辭。”
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時空變化后的權力更迭,而關乎人心的,寥寥數語,被一帶而過。
試想,一個勞模般的CEO,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6個小時,這種工作習慣堅持了十多年,忽然他離開了,一下子成了退休老干部,離開了原來的舞臺,生活變得萬籟俱寂。
“那半年,沒有一家媒體想要采訪我;沒有一個行業會議邀請我參加。我有的是時間,沒人記得我。我似乎被整個世界遺忘了,冷酷而現實。人情冷暖忽然間也明澈如鏡。那個階段,我變得一無所有,除了錢。”雷軍說。
重回董事長,對2011年的雷軍來說,似乎只是一個預熱。一個多月后,雷軍歸來,他再次站到了舞臺中央。
2011年8月16日,798藝術中心北京會所的舞臺中央,雷軍身著黑色T恤和深藍色牛仔褲,身份是小米科技CEO,他帶著“一款頂級智能手機”,對臺下八百多名聽眾講述誕生歷史。場地似乎太小,更多的人席地而坐,現場頗為引人注目的場景是“小米限量版工程機”的預售隊伍,排了一百多米。
這場新聞發布會,頗像雷軍和小米手機的一場脫口秀,有人覺得這和喬布斯在莫斯康尼會議中心的表演有相當神似的地方,現場有人忍不住喊了起來“雷布斯”。
當天現場播出了一個短片,一幫中國互聯網的風云人物齊聚一堂。樂淘網CEO畢勝、多玩網總裁李學凌、金山網絡CEO傅盛等人,一起摔掉手里的蘋果手機,高呼:“我們要小米!”
這是他們給雷軍和小米的禮物。他們都曾接受雷軍的投資,是老友,亦是曾經或者未來的合作伙伴,雷軍更愿意稱他們為“兄弟”。
發布會結束不久,雷軍公開談到了他對喬布斯的看法:“他的問題我都想明白了,就算見到了,也沒什么可問的。”
有媒體如此評論喬布斯對中國科技和互聯網行業的影響:對大多數企業家來說,喬布斯是一尊隨時可以被拿來附身的神,他們都知道自己不會成為喬布斯,但當其他同行試圖扮演或解釋喬布斯的時候,他們也不會放過任何奚落和吐口水的機會。“雷布斯”的稱呼讓雷軍成為眾矢之的。
這一事件也讓雷軍看到了他和喬布斯的差距:“喬布斯是個內心很強大的人,他不在意別人怎么看他,這點上我和喬布斯相差很遠,雖然我也是個內心強大的人。”
從萬籟俱寂到舞臺中央的喧囂,質疑也罷,詰問也好,對雷軍來說,媒體的連篇累牘只說明了一個信息:我回來了。
好學生的懷疑
“我從小就是好孩子、好學生,根紅苗正,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我如此篤信并踐行著所接受的東西。你想想,一個想法單純、積極向上、非常熱情的青年人,他的信仰一點一點被現實無情擊碎。他在社會上打拼了一二十年以后,遍體鱗傷,為什么?他發現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是行不通的,你知道這多可怕嗎?多可悲嗎?”
1969年,雷軍出生在湖北仙桃一個教師家庭。他的中學時代,學習的氛圍頗為濃厚,“我們仙桃中學也還挺厲害的。6個班考了了17個清華、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華。”一直處于前幾名的雷軍,拿著上清華北大的成績上了武漢大學計算機系。
18歲的雷軍進入武漢大學,為了不落后于人,他戒掉了午睡的習慣,把時間分割成以半小時為單位,為自己制定好每半小時的學習計劃。
在武大還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對雷軍來說,他在大學的圖書館看到了一本叫《硅谷之火》的書,一本講述喬布斯等人在硅谷發起技術革命的書。至今,提到這本書,雷軍似乎依然熱血沸騰,他甚至可以迅速把那本薄薄的貌不驚人的書放在記者面前。
20歲,他用兩年讀完別人4年才能讀完的課程,并包攬學校幾乎所有的獎學金。22歲,與人合著《深入DOS編程》、《深入Windows編程》,成為程序員爭相閱讀的紅寶書,可謂少年成名。雷軍記得很清楚,大學班上百十來號人,他入學的成績是第24名,畢業的時候是第6名。
雷軍1992年進入金山公司,6年后出任首席執行官。他延續了大學時的勤奮。原金山高級副總裁王峰回憶,當年雷軍每每在下班之后約他在辦公室談工作,一談就到半夜。16年來,對于雷軍來講,這種勞模式的生活實在是太正常不過。
在軟件業,金山被稱為執行作戰能力和行政組織能力都非常強的一家公司,但這說明不了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金山陷入“前有微軟,后有盜版”的窠臼里。以金山為代表的中國軟件公司死扛民族軟件旗幟,雷軍接受的教育讓他篤信:不怕苦,不怕累,人定勝天。
雷軍一直活在他這一代人的宿命里,他一直接受這樣一套規范:從好學生到好員工,從好員工到好領導。他從未對這套規劃和體系產生過任何懷疑。在他的帶領下,金山軟件、金山游戲、金山的電子商務,都做到細分領域前幾名,但是,金山依然成不了一流公司,甚至連IPO都要苦戰若干年。
懷疑開始在心里生了根,先是對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雷軍第一次去香港,發現凌晨3點街頭很安全,并非傳說中的黑道橫行,他第一次崩潰。
此后,他去美國待了幾個月,發現外國的月亮真的比中國“圓”,他又崩潰了。“你叫我說什么好呢?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挺可悲的。”
這種懷疑到后來,就衍變成了對金山的商業道路和價值體系的質疑。“其實在金山后期我就覺得不對了,當你堅信自己很強大的時候,像坦克車一樣,逢山開路,過河架橋,披荊斬棘。但是當你殺下來以后,遍體鱗傷,累得要死,你在想,別人成功咋就那么容易?”雷軍在反思。
雷是一個重義氣的人。盡管沒能成為傳奇,金山還是上了市,雖然市值是國內某些互聯網大公司的零頭。
比雷軍大5歲的張朝陽,清華畢業后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在異國文化的氛圍中,他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轉變,而不用遍體鱗傷。
張朝陽在接受柴靜采訪時說:“到美國之后,我變得非常反叛。我在銀行里從沒有存款。買車一定是敞篷車,開車路過商店時要來個急停調頭,進去買一副墨鏡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過Ponytail(馬尾)。那時我希望過Cool的生活。”
在決定經商之前,張朝陽早已放棄了諾貝爾物理學家的夢想。他認為諾獎得主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可能看100萬次電視才會出現一次楊振寧的面孔。
1996年,張朝陽聽到華裔科學家崔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竟然沒有一絲震動。在他看來,那個社會的傳奇是另外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