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物：加藤嘉一，一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里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恒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煉他和弟弟。小學10歲時，父親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了優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后，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后，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小學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里，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學畢業后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復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復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初二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初二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過度鍛煉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于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游，大大開拓了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里，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臺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后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托福幾乎考了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后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后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后到田徑場鍛煉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于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三個月后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高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注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盡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家庭擔憂。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報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只花了50分鐘，還剩20分鐘。考試結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說，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家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后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制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家、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后，父親的公司終于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盡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臺風，從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余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嘗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后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里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高考，兩個月后，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圣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