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創新簡史》是一本由喬納森·格魯伯著作，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平裝圖書，本書定價：69，頁數：300，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美國創新簡史》讀后感(一)：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持續驅動創新引擎——來自《美國創新簡史》的啟示
（2021年4月23日）
據美國《科學》雜志網站日前報道，美國總統拜登提議在未來幾年內向美國科研機構投入2500億美元，其中1800億美元專門用于資助“面向未來的研發和技術”，另外700億美元用于相關研究。拜登這一“撒錢計劃”被看作是“為了對抗中國和其他經濟競爭對手的積極技術投資”，但共和黨人和一些溫和的民主黨人強烈反對拜登籌集資金的提議，因為這要取消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實施的部分公司減稅政策。
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面臨的此類受阻其來有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右翼和左翼的各種擔憂使聯邦政府退出了對基礎研究和巨大創新進行投入的主導角色。這種退出帶來的結果顯然弊大于利。
一、政府如何為創新引擎提供優質高效的“燃料”稱為課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認為，美國經濟從2008年次貸危機中有所復蘇，但“更多的人，卻感到越來越沮喪”，而且“數百萬美國人的這種挫折感是正當的，反映了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數十年來的失敗政策，未能充分地為經濟快速增長創造條件，因而未能促進社會紅利的共享。”
在他們合著的《美國創新簡史》（穆鳳良譯，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一書中，兩位教授用翔實的資料說明了當聯邦政府強有力地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科學，并為由此產生的創新轉為量產提供保障時，美國所獲得的巨大好處，以及當這一角色功能弱化時給美國GDP和收入增長等方面帶來的影響。
當創新成為一個國家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最強勁的引擎時，政府如何持續為其提供優質高效的“燃料”就成了課題。顯然，這個課題是世界性的，而美國成功的經驗，尤其是經歷的挫折值得關注。
二、20世紀40—60年代，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高投入帶來的創新成果深遠惠及美國
1940年6月12日，麻省理工學院前副校長、雷神公司管理者之一的范內瓦·布什走進白宮，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議成立國防研究委員會，總統在15分鐘內就批準了該建議。在項目巔峰時期，6000名科學家參與其中。國防研究委員會最著名的成果包括研制出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以及在雷達領域作出突破貢獻的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等。1945年盟軍使用的所有雷達系統中，有一半的設計來自輻射實驗室。火力網探測雷達、夜間戰斗機使用的空中攔截雷達、轟炸機專用雷達和有史以來第一個全球無線電導航系統都出自該實驗室。雷達在實戰中證明，“新技術不再是可選的附件，而是戰爭獲勝的核心因素。”1947年國防研究委員會解散，但直到尼克松執政時期，科學政策的制定和優先項目的確定，都是由延續范內瓦·布什路線的人來決定的。
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認為，現代生活中幾乎所有的創新“都可以追溯到布什時代的立項，或者依賴于其后幾年那些得到政府項目支持的發明”。如衛星、互聯網、電子計算機、噴氣式飛機等，波音公司的707客機就是在軍用研發的基礎上生產的，并成為以后的747、乃至最新的787飛機的濫觴。
二戰后，聯邦政府對大學教育的投入，極大地提升了勞動力素質，間接地提升了整體的收入水平。聯邦政府對于高科技企業的支持更是不能忽視，以硅谷的崛起為例，1949—1958年早期，貝爾實驗室半導體研究預算的25%由軍方資助，1959年美國85%的電子研究由聯邦政府資助，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國防部資助了近一半的半導體研發經費。
本杰明?沃特豪斯（著有《美國商業簡史》）認為，“借助開始于二戰期間并在冷戰中保持需求量，政府不僅成為新技術的主要消費者，同時也是主要的承銷商。無論對大學研究中心還是私人公司，政府資助都促進了科技的興盛發展。”
從數據上看，聯邦政府投入的強弱所產生的效果對比更為明顯。1940—1964年，聯邦政府研發資金增長了20倍，并在1964年達到了頂峰，占當年GDP的2%。接下來50年里，這一比值下落到僅0.7%左右。從2001年開始，政府的研發資助被大幅度砍掉。與之相對照的是，二戰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GDP年增長率接近4%，70年代初以來，這一數字下降到不足3%，2000年以來降至2%以下。收入增長方面，二戰后美國家庭收入中值僅用23年就翻了一番，但在接下來的45年里僅增長了20%。
三、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研發資助全面下降，而這無法依靠私營研發或風險投資來彌補
《美國創新簡史》分析了1945年之后美國科學家的權力和預算資金受到侵蝕的原因：一是戰后對科學尤其是對原子能的期望被夸大，但研究成果未能如期兌現；二是科學家與政治家的分歧越來越大；三是聯邦政府在面對越來越大的預算壓力與相對較小的和平威脅時，尤其是1969年7月美國實現載人登月后，聯邦研發資助全面下降。
“助推的萎縮與生產率的放緩增長同時發生”，以超導超級對撞機項目為例。1993年10月，美國國會以成本超支為名取消了對得克薩斯在建的項目支持。隨后，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建成了超子對撞機，并由此證明了希格斯玻森粒子的存在，生產了第一臺彩色三維X射線掃描儀。美國沒有占到先機，也因此失去了一個可能的增長點。
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認為，指望私營研發或風險投資來支持基礎研究、成為經濟增長的催化劑是有局限的。醫藥領域研發實力很強的輝瑞公司終止了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新藥研發，障礙不在于缺乏資金，而在于此類研究的專利有效期較短，做了大量投資之后可能只獲得部分利潤。“私營公司不愿意手捧研發的溢出效應，努力惠及其他公司，因此老牌公司的私企高管對研發的投資不足。”風險投資的邏輯則更重視眼前利益，風險基金的結構設計主要聚焦低資本密度和高技術風險的項目，而不面向資本密集型和長期融資項目。
就國家層面來說，需要的是全面繁榮和全體繁榮，而不僅僅是沿海地區的繁榮和少數人的更加富裕，但私營研發或風險投資加劇了發展的不均衡。美國65%的風險投資集中在舊金山、圣何塞、紐約、波士頓和洛杉磯等5個地方，而限制性的分區政策和高昂的土地價格令許多人難以遷移到工作前景更好的地方，迫使他們留在緩慢增長的地區。以硅谷中心的帕洛阿爾托市為例，即使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年輕員工可能更喜歡小型公寓，但低矮的單戶住宅仍占主導地位。許多人不得不住得很遠，花費更多的通勤時間。有意思的是，盡管租金不斷上漲，但該市的領導層卻無意于建造更多的住房，而是“一直專注于限制就業增長率”。
四、政府資助會刺激私營研究的投入，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創新的“溢出效應”
以經濟上合理和政治上可持續的方式，《美國創新簡史》為重建美國經濟的增長和就業機器的啟動開出了“藥方”， 一是對基礎科學和相關商業發展的更多支持；二是強調發展新技術中心的國家戰略及其成本效益，利用地方研究的溢出效應和集約效應；三是健全資助機制。
政府機構的資助會刺激私營研究的投入，基礎研究資金每增加1美元，市場就會追加8.38美元的投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每投出1000萬美元，就能為股票市場上的私營公司帶來3020萬美元的額外價值。
始于1982年的小企業創新研究，是美國聯邦政府支持私營研發的最大支出計劃。其第一筆創新研究資金直接促成了軟件公司賽門鐵克的組建。高通電信公司于1987年獲得該項資助時只有35名員工，如今已有3.8萬名員工，并成為芯片領域的翹楚。
為充分發揮創新的溢出效應，政府必須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而且這種投入具有長期性，并要保持對失敗的容忍率。“公共資助的研發投資可能是唯一能讓我們回到技術導向型增長的途徑，能讓所有的船只都浮起來，并且航行起來。” 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在書中這樣寫道。
五、《美國創新簡史》對我們的啟示
基礎研究是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開關”。它既關注世界科技最前沿，也解決國家在基礎理論、底層技術、基礎材料、基礎軟件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十三五”期間，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增長了1倍，我國在物質科學、量子科學、納米科學、生命科學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創成果。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占全社會研發總經費的比重首次超過6%，但相較創新型國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30%，仍存在不小差距。
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通過加大基礎研究財政投入力度、優化支出結構，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等政策，形成持續穩定投入機制。通過建立健全符合科學規律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對基礎研究探索實行長周期評價，創造有利于基礎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態。
面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既要頂天也要立地，要真正為我國的全面發展、為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為國家更加安全作出貢獻。
（全文完）
《美國創新簡史》讀后感(二)：美國的創新史，中國的進行時
從華為手機到臺灣芯片，這段時間我們總是看到一些卡我們脖子的“窩心事”。
但要說真的火大，似乎也沒有那么重要，從國家層面上看，盡管我們國家也加大自主研發芯片的力度，但總體上看，反映并沒有那么激烈。
因為這畢竟不是讓國家到生死危機的關頭。我們不會像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怒吼：
有的人感覺芯片上的創新發展，被美國卡脖子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以前被他們卡脖子的技術，都自己艱苦公關搞定了。在這個領域卡我們的脖子，無疑是在鼓勵我們創新發展。
似乎沒有多少人認為我們做不到這一點。而我的問題是——下一個“芯片”在哪里？
過去有人自豪的說：我們中國一旦攻克了某個技術，那個產品就會變成“白菜價”。
那么，我們如果研發出高性能的芯片，會不會也變成“白菜價”，迅速遍布全球市場呢？
即便是最樂觀的國人，也對這個預見表示懷疑，因為美國，也許依然會瘋狂打壓我們。
在學校時代往往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考試第1名的學生，快馬加鞭，嚴防死守的是第2名或者第3名。對于學渣他們是毫不在乎的。
國際關系這個話題可能太大，我們并不需要太過深入的去了解，但對于科技進步發展來說，可能絕大部分國人都非常的關心。原因非常簡單——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想要讓生活越來越美好，往往需要的是科技創新能力。
只是過去我們的科技發展，往往明面上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摸著鷹醬過河。
畢竟有人在前面走，雖然他如何取得成果的我們不知道，但我們能夠知道他在這個方向，那么我們在后面奮起直追就可以了。
只是進入這個時代以來，似乎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我們不小心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沒有鳥可摸了。
不妨看一看他們當年是怎樣不小心走到前列，而且還能保持第1名，保持這么長時間的，也許對我們有很多的參考，因此推薦看一看這本中信出版社的《美國創新簡史》，了解美國的創新力來源吧。
說起科技創新，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當今美國無愧為科技大國，也是知識產權帝國。
不管是頂級高校的數量，還是科技科研水平，都是當今世界的第一序列。
但仔細想一想，美國這個科技創新大國似乎并不是什么“自古以來”的產物，畢竟，這個國家本身也沒有多少年的歷史。
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們當然不會總是標榜自己歷史悠久，每每拿四大發明造福全球的例子說事，畢竟這些太過久遠。
但縱觀世界歷史，整個世界科技創新進展，似乎1945年以前，美國也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創新，改變世界的科技產品。
反倒是很多老牌歐洲國家走在前列。不管是德國還是英法，在二戰以前相當長一段時間，似乎科技水平都把美國遠遠拋在后面，以至于美國剛剛參加二戰的時候，不僅是士兵，很多武器裝備也并不適應戰爭，付出大量鮮血當學費以后才慢慢改善。
因此，之前我聽很多人說過這樣一個觀點：美國的技術以前并不怎樣，全是靠二戰后掠奪德國科學家和設備才成為的世界第一強國。
記得有段時間我對此論斷也深以為然。有人還對此進行過論證：
閱讀這本中信出版社作品《美國創新簡史》以后，才真正理解美國科技為什么領先的問題。
美國科技領先的過程，其實就是推動技術和經濟結合的過程。從國家層面的支持與推動，通過創新，把新思想、新技術轉化成突破性的商業產品，從而改變世界。
本書從美國19世紀就引以為傲的鐵路大發展開始，介紹了美國科技創新的歷史。強調了“三個一”：
有人問朋友：你有《時間簡史》嗎？”
朋友回答：滾！我有時間也不撿屎啊！
這當然是一個笑話。不過如果說簡史類作品，除了《時間簡史》這種科普的物理學文章之外，大多數命名為《XX簡史》的著作，往往給人的感覺是講解梗概而不講解細節，羅列歷史而不發掘故事，因此相對簡潔但枯燥。
難免專家大咖感覺營養不足，入門新手又感覺有些枯燥無趣，如果不是教科書，對其感興趣的人往往相對較少。
這本《美國創新簡史》或多或少的也存在這樣一些小毛病。雖然是厚厚的一本，但對于科技史專家來說，可能難免有些淺薄，但對于我這樣的白丁來說，剛剛開始閱讀難免感覺略有些枯燥，難以很快入門。
不過讀進去以后，倒也津津有味，很多書中的史實和我們當前了解的東西相比較，確實非常有意思。
比如我們經常現實中經常見到的“過河拆橋”。對于研發來說，最擔心的事情往往是研發時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一旦任務完成了，難免有“兔死狗烹”的結局。面對這種情況，美國也遇到過。在二戰時期，科學家們在范內瓦·布什的領導下把知識快速轉化成戰斗力。那么戰爭結束了，是不是就要刀槍入庫，放馬南山了呢？
至少，對于軍隊是這樣的，軍費大幅度壓縮，大量士兵復員，武器封存，甚至鑄劍為犁。
那么，對于研發武器的科學研究部門怎么辦呢？
之前提到的美國創新第一人范內瓦·布什答案則是：戰爭結束了，那就應該要更多的科研經費，做更多的科研！因此，他撰寫了一部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給羅斯福總統，要求政府大力出資，資助大學科研。從而營造美國戰后科技飛速發展的良好局面。
這樣的故事，對我來說感覺很有意思這已經足夠，因為對于想要了解美國創新來說，我們不需要重新回到那個它開始的時間節點，一點一點的去追溯。而應該了解他們如何興起，如何衰落，他們的焦慮點和痛點在哪里，從而以史為鏡，以美為鑒。這算是另一種“摸著鷹醬過河”吧！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而現任的總統拜登卻只打算“不允許被中國超越”了。
我們現在很多自媒體大V們紛紛的表示，從疫情以來，美國越來越不行了。
那么美國真的不行了嗎？如果讓你看一看宛若空城一般的“鐵銹帶”城市，看一看那些瘋狂暴亂的紅脖子，或者正在0元購的非裔們，也許你也會得出這個結論。
不過，美國“行”或者“不行”似乎我個人并不關心，對于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來說，說美國亂了也好，美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好，都和隔壁鄰居大叔去藥店買的是杜蕾斯還是藍色小藥丸一樣——和我有什么關系！
我更多的關心是我們中國行不行，這并非僅僅是驕傲自豪的事情，更決定了自己生活是否美好。
這本《美國創新簡史》其實本質上并非是一部歷史書，它的英文名字是《啟動美國：科學的突破如何讓美國經濟和美國夢復蘇》，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科技水平飛速發展的關鍵點，系統論述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以及國家競爭力提升之間的關系。
這本書的最后一個章節名字叫做“大科學和未來工業，如果不是美國，還會是誰”，看起來有點兒舍我其誰的味道，不過字里行間有種知識分子特有的焦慮感。
因為這本書指出的未來最有價值的創新領域：合成生物學、新能源和深海資源。中國都展露出強勁的競爭力，更不必說我們引以為傲的5G技術了。
從這個角度上看，書籍是美國麻省理工專家學者為了想讓美國再次偉大而嘔心瀝血的作品，完全可以作為我們國家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參考。美國的科技創新過去的歷史，或許也是幫助我們科技騰飛的現代進行時。
畢竟教員詩詞說過：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美國創新簡史》讀后感(三)：美國創新的秘密
一、題記一個國家的創新和一個人的自律一樣，關乎著人類的未來。整本書給我非常震撼的感覺，基于如下內容：1）政策背景需要控大局的人給方案，也需要識大局的人選擇方案，布什是給方案的人，后續的各屆政府的支持是識大局的人；2）政府投資支持創新，但不占有創新成果是非常偉大的制度設計創新；3）創新從來就不是一個人、一個公司或一屆政府就能完成的，需要非常多的人在大智慧的帶領下持續不斷的朝著既定方向前進，克服困難，突破艱難，跨越障礙，取得成果。整本書的結構完整、思路清晰，非常值得每一個人思考與借鑒，也是我認為目前為止看懂四十五的最佳范本。 二、關于作者喬納森·格魯伯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福特經濟學教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衛生保健項目主任，美國健康經濟學家協會前主席。他發表了一百七十多篇研究文章，并著有公共財政領域主流的教科書《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作為羅姆尼醫療法案和奧巴馬醫療法案的策劃師，他與美國政府和國會合作，協助起草了《醫療改革法案》，還出版過生動介紹《平價醫療法案》的科普讀本。在2020年他榮獲了古根海姆學者獎。;.;西蒙·約翰遜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庫爾茨創業學教授，曾被授予斯隆商學院教學大獎——杰米森獎，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文章常發表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一些知名刊物上。他與別人合著過暢銷書《13 位銀行家：華爾街的收購和下一次金融危機》及《白宮的燃燒》，同時也是被廣泛引用的經濟博客《基線情景》的創始人。
華為終端的CEO余承東最近在朋友圈發文：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美國對華為進行了四輪制裁，一輪比一輪狠毒，把華為消費者業務逼到極度困難，無法發貨，高端產品的主要都讓給了蘋果公司！看完這個朋友圈的信息我不禁有些心酸，內心不斷反問：企業經營過程中有軍方支持就應該被無情打壓么？網絡安全問題真的是一個電信運營商可以私下操控的么？按照美國的創新的成功模式，就應該被美國這樣對待？美國在科技發展、科學管理、戰略決策、創新發明等領域內給了中國人許多的啟發，也教會了我們如何看待公平與正義、發展與創新。特朗普時期，美國對中國最大的訴求是知識產權和公平貿易，知識產權是要長期的版權稅費，公平貿易是想要長期的逆差。關于這一點，特朗普和其政府很顯然沒有認真閱讀《美國創新簡史》，也沒有弄明白美國為什么可以從一個基礎的農業國成為一個科技大國、強國。閱讀《美國創新簡史》，是想弄明白美國到底做了什么而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信息傳》作者吳軍為本書寫的序言非常重要，如果沒有《信息傳》的知識背景或吳軍的此篇序言，我很可能就陷入了某種無邏輯或偏邏輯的陷阱之中。吳軍在序言中給出了三個難讀的理由和三個必讀的的邏輯，我認為這6個內容非常關鍵，梳理如下： 三個難讀的理由是： 1）美國歷史的背景知識復雜，不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閱讀本書容易產生某些不必要的誤解； 2）本書表達思路是講述美國歷史，而非炫耀美國科技創新成就； 3）非歷史序列主題內容，而是講透創新的底層邏輯，這不太容易理解。 三個必讀的理由是： 1）系統論證了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系；現在中國被卡脖子的芯片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系統論證； 2）地區科技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是產業化和低稅收，我們很多地區有科技園和稅費減免制度，但是沒有產業意識、缺乏長遠規劃和考量，本書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思路； 3）本書給出了地區科技發展水平的指標和方法。指標和方法非常關鍵，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極其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標準規范，標準規范給出了具體的指標和方法，這是科學發展的基礎設施，本書對此有非常專業的描述。
讀完這本書增加了我對科技創新、發明創造的認知，讓我了解到創新背后政策、發明人、產業發展、創業推動、激勵機制的重要價值和作用，也讓我明白了一個國家的創新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也并非某一個人某一個組織可以徹底改變。創新和創造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局思考、通盤考慮，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改變某些局面。在政策層面上，需要有長遠的規劃和腳踏實地的埋頭苦干，這些我們從兩會和新聞聯播上看到了非常細致的未來；在產業層面上，需要聯系上下游和各類優秀的企業家、創造者、發明人和創新者一同努力，完善從標準到實踐的每一個細節和邏輯，夯實產業發展基礎；在企業發展層面，要站在歷史的視角上看待企業自身的發展、競爭對手的成長、業務目標的實現和社會價值的體現；從自身經營發展角度，建設團隊、打磨產品、優化制度、降本增效、提速發展、創造企業的社會價值。如下分別就這些收獲談一談我的認識。
美國的國家歷史相比于中國歷史而言是比較年輕的國家，在歷史文化、人文發展方面有著諸多不同的認知和理解。美國在農業發展時代，生產力和生產要素與傳統中國農業發展本質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美國人開始發現英國創造的很多農業機械能方便農民使用，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這給一般的農民增加了一種認識：通過機械操作可以極大的提高生產效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發現通過改進和創新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改進社會生產效率、極大的提升社會整體效率，這讓創新和發明有了成功的突然。在創新發明早期，大家爭論最多的就是：“誰是第一個發明的人”，第一個發明的人意味著擁有發明權，為了爭奪發明權經常會許多規模宏大的爭論和官司。經年累月的發展，學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通過專利法的形式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誰先提交發明權并被授權，誰就是那個應該享受發明權的人（而不是誰第一個發明就歸誰）。專利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通過不斷的取得發明創造的合法證明使得自己成為發明人和企業家，這很好的培育了創新的土壤，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聰明才智。你只需要努力去創新和創造，如果有成功，趕緊去專利局申請專利，以后誰的發明都需要承認你的功勞和智慧。
隨著發明創造的內容越來越多，有一個直接的問題是，大家都在追逐短期的、膚淺的名和利，沒有人關注長期的、改變未來的技術發明創造，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短期的繁榮，更需要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這個短視的發明創造和長期的發展問題怎么解決？有這么一個思想非常關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公共政策投資和投資成功的所有權的問題就變得異常重要，按照邏輯，短期內有利可圖的發明創造一定是大家爭先恐后的進行參與，長期的、探索型的、創新性的發明創造需要強有力的公共政府決策投資者積極推動。但如果僅此就難以促進長期的投資價值體現，所以又需要政策保證長期投資的利益分配問題。美國創新發展的最關鍵的一個辦法就是，基礎科學研究投資的收益歸發明人和企業家所有，而不歸政策投資資金所有。這讓一切的創新有了土壤，邏輯梳理如下： 1、投資的錢來自政策公共財政收入或基金投資； 2、發明創造的人獲得了原始積累所需資金支持； 3、成果歸發明人/創新創造者所有； 4、創新創造者不是打工人，而是企業家和發明家
有了專利保護機制，可以保護專利人的創新成果不被侵害；有了公共領投資，解決了大問題的小作坊投入問題；有了發明創造成果屬于發明人所有的合理安排，一切創新和創造成果有了奮不顧身的理由，這使得各類長久的、可持續的發明創新項目如雨后春筍開始冒出來。
從曼哈頓計劃到阿波羅登月計劃，創造世界的背后是專利的保護、財政資金有效的管控和創新成功歸發明人所有的基礎邏輯支撐。基于共同研究課題的聚類和同樣專業的人的不斷追求，使得看起來微小的項目可以逐步聯合成巨大的項目，這些項目的成功又反過來輔助眾多小項目的效率提升和技術改進，如此，便讓科技創新、發明創造像氧氣一樣彌漫在空氣中，無需過多的追尋，并能暢快的呼吸。
企業聯合一般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以產業群的方式進行聯合：大家做的業務在一個領域內，分成上下游和不同類型的協作形式進行。一種是以企業兼并融合的方式進行聯合：讓大家的實力形成互補或相互支持。在美國創新發展歷史上，我們看到來非常多的產業聯合的價值，如政府引導的航天發展、信息科學、無人機、機器人等領域已經把產業聯合的價值推向了新的高度。我們也發現，在企業創新發展過程中，企業收購、并購的高效整合之中形成了新的創新實力，如SpaceX在航天領域的發展、亞馬遜在太空探索的成就、特斯拉在企業領域的創新等。
過去我們總是說，不要重復發明輪子，但從美國創新的歷史里，我看到了重復發明輪子并成功的案例太多了，像特斯拉本質上也在重復發明輪子，但無可否認特斯拉的成功。我們也總是說，要合作共贏、共創共享，但其實合作共贏和共創共享都是需要有前置條件，即相互對等的狀態、實力、能力和價值才有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共贏、共創共享。我們從美國創新歷的歷史里看到了很多獨立的、專業的、深入的發明和創造改變了整個產業，像雷達的發明和雷達的發展就很好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美國創新發展歷史上，聯合的價值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價值，不僅僅對傳統軍工產業、航空航天產業有著深遠的影響，對互聯網科技、信息產業、人工智能產業也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舉個例子來說，在互聯網創業大潮之中，我們看到Facebook斥巨資收購Instagram、What'sApp并整合成功，在《解密 Instagram》中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創始人凱文·斯特羅姆和邁克·克里格對Instagram被收購并沒有消極的想法，反而是極其認真的對待收購，其核心邏輯是需要用更有實力的Facebook資源為Instagram用戶創造更多的價值。這種思路反應出的價值觀是：不管是用自己的資源來實現目標還是用競爭對手的資源來實現目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實現目標，即保護每個人心中的目標和理想，通過企業兼并投資的聯合方式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
讀完本書，我總結創新的本質是用新的方法解決一切問題。簡單來說，創新是要解決問題，并且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一個新的方法，與過去的方法有所區別。比如，特斯拉解決的是動力支撐的問題，即過去通過燃油來支撐汽車的動力系統，現在用電來解決動力支撐的問題。以此類推，輪子能不能設計成其形狀的、材質的？車子的形狀能不能設計成其他更安全、高效、節能的形狀？原研哉在《設計中的設計》里說，生活中所有的設計都值得被再一次設計。同樣的道理，汽車的每一個部件都值得被再次設計，特斯拉給出了他的創新方法，我們還有更多創新的思路和方法么？
創新的本質是解決問題，其次是用新的辦法解決問題，再次是解決一切問題。 讀完美國創新的歷史，我深刻認識到基礎設施創新的恢弘和博大精深，需要政府從政策規劃、產業結構設計的宏觀層面予以支持、引導和管理。在產業發展和企業創新則需要帶頭人、科研工作者和有志者共同努力，在機制、政策、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社會貢獻、企業價值等多更方向上協作共贏。在個人工作中，則需要配合國家發展的政策方針，緊跟時代脈搏，深入理解四十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自己的創新、創造和發明。只有這樣，個人發展才能和企業發展聯動，企業發也能和產業發展協同，產業發展才能為國家發展助理。
創新創業，從你我開始。
《美國創新簡史》讀后感(四)：創新支持增長
2% 0.7% 9當地時間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召開上任以來首場總統新聞發布會，表示將大力投資“美國工人和美國科學”。
在發布會上拜登講出了兩個數據： “上世紀60年代，我們對科學研究的投資超過了GDP 2％，今天僅為0.7％。我將改變這種狀況。未來屬于科技，包括量子計算等。因此，我要做的就是確保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接近GDP 2％。”
而這兩個數字同樣在本書中被反復提起。在本書的導言中作者就寫到：
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本書在拜登政府制定科學政策的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證據還有很多
在當地時間5月27日，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了俄亥俄州工業城市克利夫蘭，并就美國經濟問題發表講話。 在講話中，同樣提到了一個數據：“ 30年前，美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排名第一，也有人說第二，現在排第九…… ”
這一排名在本書中也有提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V411H789？from=search*seid=5435251286954304386
實際上克利夫蘭是本書作者給出的未來有潛力成為科技中心的城市中，排名第六的城市。
https://www.jump-startingamerica.com/technology-hub-map
當然，最直接的證據莫過于，2021年1月16日，還未正式宣誓就職的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了其總統科學顧問團隊和政府科學機構成員的任命。拜登在任命信中給出了他關心的五個科學問題，并將此五問與1944年羅斯福向其科技顧問范內瓦·布什提出的四個問題類比。
而本書正是從范內瓦·布什那份被視為“美國科學政策的開山之作”的重要報告開始講起的。而正是范內瓦·布什建立了美國科研體系的框架。
美國一開始并非一個技術先進的國家。獨立時，美國主要依賴農業，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它在工程能力方面也落后于英國。
美國技術的早期發展經驗是由少數人主導的，大多數是自學成才，幾乎沒有正式的科學背景。到19世紀80年代，依靠企業驅動，美國實現了從電力開始的創新的重大轉型。
第一個現代企業的研發實驗室可以說是由GE（通用電氣）于1900年創立的。到1940年，在戰爭前夕，2/3的科學經費掌握在企業部門的手中。
1940年以前，美國政府在科學發展和技術應用方面很少發揮作用。在是否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問題上，科學家們也存在分歧，慣性思維都是政府的支持一定會附帶潛在的限制和控制。
而1940年，面對雷達研發的迫切需要，本著國家利益有限的原則。范內瓦·布什代表聯邦政府與大學直接簽約，政府支付研究活動的“全部費用”，其中包括間接的日常開支，同時國防委員會擁有所有在其支持下開發的全部發明專利權。
這一項目于1940年10月中旬啟動，計劃雇用首批12名大學研究人員，并安排私營企業簽訂供應部件的合同。
雷達研發的成功很快扭轉了戰爭的局面，雷達已經證明，新技術不再是可選的附件，而是戰爭獲勝的核心因素。
范內瓦·布什是管理觀念的大師，他堅持他的團隊始終被稱為科學家。戰時的科學工作推動了一代人在科學和工業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政府合同資助以及既定目標指導下的科學家們，通過大規模的協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驚世成果。其中既包括可輸注血漿、青霉素等可大規模使用的抗生素、防止蟲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瘧疾藥，也包括雷達、高性能飛機、用于引爆**的近炸引信以及終結世界大戰的原子彈。
布什以羅斯福非正式科學顧問和“研究沙皇”的身份，督導了這一龐大并最終取得成功的研發事業。
1944年末，布什收到羅斯福的指令，著手籌備一份足以為美國持久科學政策奠定基調的報告。這份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凝聚了數十位杰出科學家和工程人員心血的報告，最終于羅斯福總統去世后的1945年7月提交給杜魯門總統。
科學：無盡的前沿
7.9
范內瓦·布什 拉什·D.霍爾特 / 2021 / 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戰后的優先任務是創新知識，布什沒有改變他支持自由市場的信念，但他認為科學史一個前沿，并且，美國聯邦政府一直樂于擴大前沿。“政府應該促進開放前沿，這才符合美國的基本國策，只是換成了現代化的版本。”
針對科學到底能給人類帶來什么這一問題，《科學：無盡的前沿》提出了一項鼓舞人心的實用主義愿景。
這份頗受科學界歡迎的報告倡導政府推動和支持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并呼吁成立一個能得到充分撥款的新型獨立國家機構，以督促推進包括軍事和民用，生物學、醫學和物理學，基礎和應用，理論和實驗等在內的所有研究。這一機構將負責以長期合同形式為科學研究提供穩定的資金，為科學家提供研究之自由，同時還要肩負起培養科學專家的重任。
布什希望在政府和大學研究之間建立新關系，在此基礎上繼續科研。他還希望從總統和國會兩處獲得更多的獨立性。否則專業知識的反戰和課題的選擇可能會受到政治家的異想天開的攔擋。
布什主張采取更加統一的方法支持科學，但杜魯門總統和他的顧問對大筆資金可能不受白宮控制的想法猶豫不決。布什計劃最初遭到了反對，投資規模被縮減。在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只對純理論研究投入了有限的經費。
但是蘇聯在原子彈和衛星等引人注意的項目上的技術趕超引起了美國人的焦慮。艾森豪威爾決定落實范內瓦·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提議：在研究上投入大量資金，同時培養更多的科學家。從數據中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公共資助的研發活動激增，1964年達到峰值——能占到GDP的2%左右。
1958年10月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掛牌營業。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民間機構成立，但在很大程度上受總統的控制。
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搭乘東方1號飛船升空，成為了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這一壯舉大大地刺激了美國，更加深了美國人民對在太空競賽中落后的恐懼。
美國人要登上月球，不計成本，不擇手段。
阿波羅計劃耗資巨大，總成本幾乎是曼哈頓項目的5倍。計劃在峰值時期占聯邦總支出的2.2%。研究經費的增加大部分歸功于國防部。NASA是這一項目的重要參與者。
而對科研投資的增加，特別是從50年后的角度來看，其影響是驚人的。通過對NASA衍生產品的研究，可以看出太空計劃在其他經濟領域也有很大的用途。
根據NASA自己的統計，至少有2000中產品或服務得到其幫助，進入開發和商業化。
https://www.nasa.gov/offices/oct/40-years-of-nasa-spinoff
太空部門也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美國戰時科學及其后來的體系推動下，很多事情都有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政府支持的計算機、飛機和醫學的發展效率驚人。
但是科學家和政治家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一些資深科學家開始懷疑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過度使用技術。
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則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到了殺蟲劑濫用的問題上。作者蕾切爾·卡遜批評了科學新發現在政府的縱容下被私營公司胡亂使用的現象。
環境運動出現，并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討論。其中包括一個簡單且日益明確的觀點，即私營企業和政府權利部門夸大了科學的正面承諾。追求利潤意味著忽略或淡化重要的意外影響。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許多人，包括科學家，對科學的用途也越來越懷疑。
而隨后三里島和切爾諾貝利的核事故讓人們痛苦地意識到，核技術的民用利益被夸大了。放射性廢物的風險被嚴重低估。
對《寂靜的春天》的反應代表了關于新技術的應用、流行以及相關政治觀點的一個轉折點。公民不再會自動接受科學家的字面表達。科學、政府和軍隊之間的關系也日益受到質疑。
而與此同時，科學家和提供資助的政治家之間的鴻溝也在深化。而這也同樣對公共支持的科學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
1968年的選舉標志著戰后政治公式的結束，學生**校園的機密國防贊助研究。隨著政治機構開始懷疑大學師生，布什模式變得難以維持。
日益高漲的輿論反對政府支持的活動，如大學研究。有關政府浪費納稅人錢的書籍和報告稱為流行體。政治家門型互相傾軋，取消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項目。
這些政治轉變恰逢登月計劃的實現，這意味著肯尼迪總統所定義的太空任務已經完成。而美國面對的預算壓力也達到了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面對這些預算壓力，公共研發資助被削減了。
雖然公共資助的研發有所下降，但私營企業的研究和發展卻出現了逆襲式的增長，然而私企研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私營部門是指專注于評估那些對于它的公司，它的經理及投資人所帶來的私人的回報是否足夠高到值得去冒險一搏的事情。
管理這些公司的高管們不會去考慮生產一般知識所帶來的溢出效應，他們也不會分享可能使其他人受益的專有研究成果。
另外，私營企業的新發明受到資金的限制。風投機構雖然創造了眾多高科技成功案例，卻避免了那種長期燒錢的資本密集的投資類型。而正是這樣的投資類型，在技術突破的同時，能夠創造新產業和新崗位。
結果就是，當政府退出了研發工作時，私營企業未能及時填補縫隙。因此國家的知識儲備沒有與時俱進，故而導致了增長放緩。
根據書中給出的數據：
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growth/usa.html
作者在書中指出，美國需要一種可變革的、政治可連續的新方式來啟動國家的增長引擎，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
而跟大多數人以為的不同，硅谷并不是美國的引擎。實際上它之影響到美國經濟的一小部分。
為了成為技術驅動的經濟體。為了真正的改善美國經濟的表現，并且全面提高收入，作者認為，國家需要重啟布什計劃，通過在計算機、人類將康、清潔能源等基礎科學方面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公私合營的方式持續推動創新系統的持續放大和創新技術的轉化。
這一切并非紙上談兵，實際上作者已經給出了重啟美國創新經濟的完整的路線圖。
作者指出，為了讓創新的推動力在經濟上合理，在政治上可持續，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做到的是從兩個方面更廣泛地分配增長的紅利。
首先，國家必須確保高科技的新工作不再沿襲過去四十年的模式，即僅僅是嵌入在東西海岸狹長地帶的超級明星城市。
根據本書的研究，作者給出了可靠的指標。即，擁有龐大的城市規模、高學歷的創業人口、實力雄厚的教育機構和良好的生活質量——這樣的城市都可能成為啟動美國經濟的新引擎。
通過對相關數據的分析，作者最后給出了102個潛在的技術中心。
https://www.jump-startingamerica.com/technology-hub-map
其次，就是應該找到一種新的模式，更直接地與美國納稅人分享創新的紅利。地方政府需要為納稅人提供一種直接分享好處的方式。例如，地方和州政府可以持有一大片公有土地，用于新的科研中心及其周圍的配套開發。而隨著土地變得越來越寶貴，政府將得到好處，獲得更高的租金或資本升值。而每年的利潤可以以現金分紅的形式直接支付給公民。
2021年1月4日，美國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發布了題為《國會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進優質技術政策的24種方法》（Twenty-Four Ways Congress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 Advance Good Tech Policy in 2021）的報告。報告為美國國會制定技術法規提出6條建議，為國會聯邦撥款提出9條建議。
其中的第七條明確指出： 加強研發以應對中國的挑戰。這條建議指出，兩黨之間越來越多的共識是：中國對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和國家安全構成了嚴峻且日益嚴峻的挑戰。作為回應，國會應該按照兩黨的《無盡邊界法》的提議，大大增加聯邦對關鍵技術的研發支持，大幅增加對先進產業研發的資助。
真正的巨大收益潛伏于下一波全球超級科技浪潮的前沿。本書的作者更是在書中設問：“大科學和未來工業：如果不是我們，還會是誰？”對于我們中國的讀者來講，我們不也是在心中問自己：“會是我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