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節，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溜達，穿戴講究。蒙古人在城里溜達，打老遠就能看出是蒙古人，雖然我爸進城六十年了。見街上躺一個老漢，身壓自行車。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說：“我等那個撞我的人扶我。”我爸前后左右看過說：“哪有人？起來吧。”這老漢躺著問我爸：“你多大歲數？”“八十。”他“唰啦”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讓你扶？”騎車走了。

我爸出席“原住民文學研討會”，與排灣族作家孫大川結為友好。一回家，他拿出照片：“這是我和孫大川的合影”。我們瞧，孫大川目光炯然，環抱一老頭兒，老頭兒只露后背。“哈哈”，我媳婦大笑，“爸，這算什么合影，你在哪兒呢？”“這兒。”我爸指照片中人的后背。過一會兒，他指“后背”問我們：“這是誰？”“哈哈，你不說是你嗎？”我爸眨眼回想：“孫大川那天跟好多人合過影，怎么證明這是我呢？”我媽以證據學角度判斷出“后背”的衣服是我爸之“七匹狼”牌襯衫，并翻出這件襯衫佐證，不然我爸打算把照片扔了。

我爸說：“我現在有點兒自卑。”我聽了非常吃驚。他從來不自卑，特別是《蒙古寫意》這本書把他的傳記和嘎達梅林、民國初年在奉天開東蒙書局的克興額這些人物寫到一塊兒后，他精神狀態極好，比矍鑠還多出一些昂揚。“不會吧？”我爸以手捋頭發——他滿頭黑亮的濃發，無一根銀絲，說：“老年人，特別做文化工作，頭發還是白一點兒、掉一點兒受人尊敬。”

我爸擔任主編的《歷代蒙古族文學叢書》四套十二卷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發式，媒體前去報道。有位國際廣播電臺記者說：“那老師，我們回去發消息，用四十多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我爸自京返家，重點向我媽報告這件事。當晚九點，我爸在陽臺上仰望浩瀚的星空，揣摩“四十多種”語言正同時發出不同的聲音，說這套書把從成吉思汗時代到改革開放以來的蒙古族文學作品首次譯成漢文出版，多地域，多體裁，多年代，在中國少數民族當中屬首例。我爸被我媽叫回屋里之后，問我：“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我答：“幾千種。”“怎么會有這么多種語言？不會吧？”“光非洲各部族就有上千種。”我爸說：“嗨！四十種……我睡覺了。”

我爸對蒙古民歌的熱愛無以復加。他盤腿坐床上自己小聲唱、跟電視的蒙古語文藝節目一起唱。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訪我。我爸從她相貌上猜是蒙古人，用蒙古語問：“會唱蒙古歌嗎？”該女士羞澀了，小聲答：“會。”“一塊兒唱吧。”我爸興高采烈，像打撲克找到了搭檔。女士大衣裹身，手套還沒摘，站著開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氣管粘連而略帶嘶啞。他們唱完《達古拉》，唱《諾恩吉亞》《達那巴拉》《金珠爾瑪》唱《萬麗花》和《隋玲》，唱了一個小時。我爸唱夠了，說：“你們說話吧。”女士說：“我得回去了，單位要開會。”

我爸說自己的家鄉好，臉上無限向往，說家鄉胡四臺村的白云呀、野鴨呀、湖水等等。他總回去，此說是勸我們一起去。我們和他到了胡四臺，滿眼白花花的沙漠，哪有湖泊、野鴨和野鴨蛋？白云當然有很多。我爸說，原來有的。他說，盡管現在沒了，家鄉還是很美。他常用“沒比的”“太美了”“哎呀呀”這三個詞形容家鄉。我們沒發現美并追問美在哪里，這使他惱怒，罵我們是“無情無義的王八羔子”。我們小時候，我爸去天津治肺病。治完病回赤峰，他自火車站乘一輛俄式馬車回家。四匹健壯的三河馬拉著綠棚高輪的馬車“嘚嘚”穿過我們住的盟公署家屬院，孩子們追著馬車跑。我爸穿白府綢短袖褂子，戴巴拿馬遮陽帽高坐后廂，左瞻右顧。車停家門口，他雙手拎花花綠綠的點心匣子下車。木頭柵欄外圍滿觀看的鄰居，我媽因此扭捏。我覺得對我爸來說，上天津只算微渺的鋪墊，而在家屬院的巡禮才是高潮。

我們小時候，常見我爸在寫字臺前翻譯《松樹的風格》等作品。以時間計算，他凝思多于寫字。這時，我姐喜歡在他大背頭上扎六七根小辮兒，散開再扎。我爸渾然不覺，凝思凝視，少頃再寫幾個字。一次，我爸托頰午眠，我姐塔娜在他頭發上梳一個朝天錐，系紅頭繩，如雙簧那種。塔娜后來把這事兒忘了。我爸醒來，穿湖青色毛料西服上班去了，沒戴禮帽。過一會兒，他氣沖沖回家，咬牙，攥拳，吼：“你們到底想干什么？”

我爸當兵參加過遼沈戰役，受一次槍傷。一顆子彈貼著他腳底板穿過，感覺像被火鉤子燙了一下。當時他在戰馬上，子彈軌跡與他抬腳的角度剛剛好。“多偶然。”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