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從七歲起就跟著爺爺在正三巷的“合記牛行”里干些給牛喂飼料、清理欄里牛糞的零碎活。春夏青草旺盛的季節，還會去寶蓋山放牛。“合記牛行”的業務是將從安徽和蘇北販運過來的黃牛，通過鐵路轉運到上海的屠宰廠。為了防止不同來源和不同批次的牛相互混淆，牛群下船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條一條地在屁股上剪毛標號。父親學得快，字也剪得工整，11歲那年便有了半天替牛行干活，半天去學校讀書的機會。父親多次跟我提起，那幾年最喜歡老板讓他每天中午放學之后，牽五六條牛送到三山火車站裝火車。“揣兩個饅頭就急著趕路，因為可以心安理得地騎在牛背上讀書。”父親先后贏得兩次跳級的機會，最終用四年“半工半讀”修完小學六年的全部課程。

父親打心底敬重那些給他授業解惑的先生，甚至萌生出當老師教書育人的夢想。偶爾閑聊那些陳年舊事，父親會感嘆地說：“你爺爺連自己的姓是‘嚴’還是‘閻’都搞不清楚，家境貧困的我能有機會念書，是命運對我的莫大眷顧。”

父親讀初中那些年正趕上民族危亡之時，最后連一張畢業證書也無處去領。父親的遺物中，存有兩張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江蘇省立第十中學”初中一年級甲組的成績報告單。簽章校長徐錫璜，教務主任吳啟監。而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初中二年級甲組的成績報告單的校名卻變成了“江蘇省立淮安中學”。校長和教務主任亦另易其人。那張成績報告書的內頁上，還貼有一張“江蘇省立鎮江中學、春初二年級、證件號碼№1438”的方寸標簽，似乎有點撲朔迷離。

嗣后，我在《淮中在線》黎曉撰寫的博文《那些年，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髦耋老人的母校情、同窗情》的中讀到：“抗戰勝利后，省立淮安中學于1945年10月在鎮江師范附小原址復建，同時接收原日偽所辦‘江蘇省立第十中學’。”《鎮江市志》亦有：“民國二十九年偽江蘇省教育廳在鎮江東門坡辦江蘇省立鎮江師范學校，同時設初中部，其師范科于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初遷往蘇州。6班普通科留鎮改建為‘江蘇省立第十中學’”，以及抗日戰爭勝利后“省十中被淮安中學接收（后并入省鎮中）”的文字 。幾張色黃紙脆的成績報告書，在印證七十五年前三所學校相互關系的同時，似乎在向我們傾訴那一代莘莘學子顛沛流離的滄桑和欲哭無淚的尷尬。父親直接升入師范學習的夢想，也只能隨之擱置。

父親高中的第一年，就讀于當年寶蓋路149號的鎮江南徐補習班，并于民國三十六年二月（1947年）轉入鎮江私立新蘇中學高中部，1949年7月準予畢業。當年高中的必修科目有：公民、國文、英文、大代數、物理、化學、解析幾何、本國歷史、外國歷史、本國地理、外國地理、應用文，高三年級的成績報告書還須加蓋“蘇南公學學生委員會驗訖”的封印。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被鎮江市人民政府文教局聘任為職工業余學校的專任教師。1956年父親在母親的再三鼓勵下，放下拖家帶口的思想包袱，向組織上申請報名參加高等學校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不僅獲得組織批準，還給予30天的“復習迎考假期”。在我懵懂的記憶里，有兩件事情至今刻骨銘心。那些天父親每天總會帶著好多本書，跑到伯先公園的樹蔭底下去復習功課，早出晚歸，中午就啃點燒餅油條充饑；那天的傍晚，他像往常一樣在家吃過晚飯，又換上整潔漂亮的衣服，媽媽一邊一個牽著我和姐姐的手，從山巷西口沿著寶蓋路、京畿嶺一路走到西門火車站。父親拎著的網兜里裝著考試用的文具和簡單的生活用品。那是我們一家人送父親去南京趕考。

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年的8月11日父親收到了南京師范學院的新生錄取通知書。1956年，高考報考人數35.0萬人，高校招生數18.5萬人。是新中國讓自強不息的父親圓了心中多年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