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本由(日) 東晉次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本書定價：82.00元，頁數：2021-11，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王莽》讀后感(一)：后記
王莽沒有帝號。秦始皇因秦二世即位，得到了始皇帝謚號，而漢朝也有高祖、武帝、宣帝等稱謂，但王莽卻沒有獲得相應的稱號。因此，雖然想稱他為“新某帝”，但最終也只能寫作“王莽”。王莽也沒有帝陵。不僅沒有帝陵，西安附近甚至沒有王莽的墳墓。2008年8月，我曾前往西安周邊地區調查歷史遺跡。在穿梭于西漢諸帝帝陵之間的巴士里，我懷著王莽墓會不會存在于中國某地的期待，向擔任向導的咸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的馬先登主任問道：“沒有王莽墓嗎？”但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 沒有！”也許我的問題不夠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西安周邊地區沒有王莽墓。當時，一種對王莽的同情油然而生。
很久之前，我就對王莽很感興趣。大約在十年前，打算認真寫一篇有關王莽的論文，于是一有空就閱讀《王莽傳》，制作年表，摘錄《漢書》、《后漢書》及其他史料中的相關內容。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想法，一是因為當時手頭的東漢史研究馬上就要告一段落，二是早年負責“社會科教育法（社會學科教育方法論）”課程時，在“人物學習論（一種通過歷史人物學習歷史的方法論）”方面產生過一些疑問和想法，急于進行驗證。
我的疑問是，為何懷有理想、積極推進合作運動的人，會在政治環境變得適于實現理想時，立刻拋棄合作運動的精神？為何他們之中某些人在掌權后，昔日的戰友被趕盡殺絕，政治或社會現狀距理想相去甚遠？另外，當時“人物學習論”面臨一個二選一的選擇題，即“人物還是民眾？”偉人或英雄這些歷史人物最初都是無名民眾中的一員，他們挑戰時代賦予的課題，通過洞察時代狀況，成為可以替沉默的民眾表達“民意”的領導人，并逐漸被民眾賦予英雄或偉人的評價（當然也有摒棄“民意”的獨裁者），這就是一個歷史人物形成的過程。因此，我曾提出一個建議：在制定歷史教育方案或大綱時，如果放棄二選一的選擇題，在把握當時人民生活中產生的“民意”的基礎上，圍繞歷史人物制定教學計劃，或許將可以擴展學生的視野，使之關注民眾的世界。選擇一名中國古代歷史人物，對上述疑問和建議進行具體的思考，也是決定撰寫王莽論的原因之一。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遲遲未能動筆。前年秋天，我偶遇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教授。當時氣賀澤教授對我說：“有沒有興趣寫一本古代史人物傳記？比如光武帝傳。”我馬上回答：“對光武帝沒什么興趣，如果是王莽的話，愿意一試。”于是氣賀澤教授就把我推薦給了白帝社的伊佐順子女史。大概在去年三月份左右，收到伊佐女史的聯絡，撰寫王莽傳記一事提上日程。自那以后，給伊佐女史添了很多麻煩。在此向幫助筆者實現多年心愿的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日本一直以來都沒有一本真正的王莽傳，這也說明這份工作相當艱巨。在著手之后，我更體會到其困難之處。這是因為，撰寫王莽傳必須精通漢史。我自不量力地接受了這份工作，在撰寫當中時常有一種螳臂當車的無力感。雖然在有限的時間中已盡全力，但仍不確定書中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天上得意地微笑著：“啊哈，寫得倒是挺努力的，不過好像哪里不太對。”在史實解讀、論證的合理性等方面，望讀者諸賢批評指正。
本書引用、參照了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除了一覽中的文獻之外，還有很多研究使我獲益頗豐。東北大學的山田勝芳教授、名古屋大學的江村治樹教授曾就有關資料不吝賜教。在此向二位教授和諸位學者表示由衷的感謝。
最后還想提及一件私事。就在即將完稿之際，家母東やす去世，享年九十三歲。在執筆過程中，我一直想象著親手把這本書送給家母的情景。如今，書成而家母卻已不在，令人悵惋不已。最后，謹以此書，紀念生我、養我、教我、育我、安慰我、守護我的母親。
2003年5月31日
于伊勢灣研究室
《王莽》讀后感(二)：《王莽》讀后感
王莽末年時，農民起義接連不斷。其中呂母之亂，可作為農民起義的序章。曾有使者奉王莽之命，前去勸降、赦免呂母等反亂者，但使者得到的，只有一段話：
“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文中的翻譯為，盜賊團體被解散后，馬上又會集結在一起。我問他們理由，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法禁煩苛以致束手束腳，勞作所得不足以納稅，躲在家里會因近鄰私鑄銅錢而連坐，枉法營私的管理讓百姓生活疾苦。百姓窮困潦倒，只能落草為寇。）
這實際上已經是王莽治國最大的失敗，但他也并未悔悟，而是遷怒于使者，將其罷免。可見王莽之政已無可救藥。
我無意對整本著作的內容進行深入評析，僅書寫幾點讀后的感悟。
一、
東晉次研究的重點，是后漢時代的歷史。這是日本漢學界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對后漢的社會結構、政治構造、教育體系等方面的探討，并對后漢的一些特定的政治概念（比如“貴戚”中的“貴”為何意；古籍中的“諸生”是否就是“儒生”）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在這樣的治學背景下，東晉次花費了相當筆墨，展現當時的內政外朝、豪族、社會動蕩等各個方面的歷史面相，力圖在“把握西漢末期中國社會真實情況的同時，著重勾勒出渴望實現圣世的王莽——一個如同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人物的一生”。
二、
因深深嵌入到日本漢學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東晉次的研究，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與日本學界的對話。甚至于，作者最初設想的讀者，是日本的讀者。這可以在文中的一些小比喻里找到痕跡。舉一些例子，王莽曾為了能與元后在元始、居攝年間的共同執政更具有合法性，利用了哀帝時期的西王母信仰。換句話說，他利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的東王公、西王母二神，對自身與元后進行神話塑造。東晉次將這場有關西王母信仰的造神活動，與日本幕府時代末期的民眾騷亂“ええじゃないか”（1867年發生于日本近畿等地的民眾亂舞騷動，人們高喊“ええじゃないか”等歌謠載歌載舞，走街串巷，是一種呼吁社會改革的民眾運動）加以對比。再比如，作者在論及所涉歷史人物的官職時，通常會與日本現代政府的官職加以對照。建平二年（前5年）四月，幾乎在傅太后成為帝太太后、丁姬成為帝太后的同時，王莽被排擠出權力核心，以新都侯的身份前往南陽郡新野縣就國。在就國期間，王莽與哪些人有過往來，唯一可考的是孔休。而孔休是南陽郡太守門下掾中選拔出來，以輔佐新野縣的王莽。其中作者解釋了門下曹與門下掾的概念。門下曹指的是負責與太守議事的重要機構（相當于今天日本的“課”），門下掾是門下曹長官（相當于“課長”）。這個生動的對比，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們，也很容易地進入作者所描繪的世界。
從中，我感受到一絲俏皮。觀察日本學者如何給日本的讀者講述中國的歷史，這也會讓中國人產生很大的興趣呢。
不過，遺憾的是，書中并未涉及中國學界的王莽研究。雖然在引言中，作者有提到胡適是中國學界最早研究王莽的學者，但似乎仍然不夠。如黃仁宇講王莽——“畢竟是書生”，譚其驤的《新莽職方考》、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王莽的受禪》，以及更近一些的，葛兆光的《我看王莽》，在王莽的政治政策、宣揚教化、讖緯禪讓等問題上，仍有許多可以對話的角度。
三、
東晉次先生在后記里提到，雖在有限時間中竭盡全力，但仍不確定筆下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他仿佛聽到王莽在耳畔細語——“啊哈，寫得倒是挺努力的，不過好像哪里不太對。”
但以讀者的視角來看，作者在描繪王莽家世、經歷的過程，不僅僅將目光定格在王莽一人，而是通過其家族繁衍與權力博弈、身邊親信與謀臣的考量等多個面相來彰顯不同時空情境下王莽的思想與行為，算得上“有血有肉”。比如，花費兩章的篇幅寫王莽的成長經歷，觀察其性格中的謙卑與禮讓。再如，通過與謀臣、親信的齟齬，來觀察王莽發號施令的深層因素。
另外研究王莽，也能體悟出中國王朝之間某種隱秘的聯系性。王莽官制中首次出現的官職“祭酒”（大學校長），在之后直至清末都設有與此相似的官職——國子祭酒。“祭酒”在新莽以前只是一個稱號，而非官名。新莽之前，主要負責顧問應對或執掌學官的侍中、博士等官職中的首席稱為“仆射”。新莽時期，“仆射”改稱為“祭酒”。書中也曾提到祭酒之名的采用，側面體現了窮兵黷武之國向儒家禮制之國的轉換。
整本書讀下來比較輕松，這也許是文中的引文均未引用史料原文，而是以轉譯的方式用白話書寫出來的緣故。但這也許是想讓更多的讀者，能夠拿起并翻閱這本書，體會作者筆下那個沒有帝號、沒有陵墓，或者說沒有留下太多東西的王莽形象。
《王莽》讀后感(三)：前言
日本家喻戶曉的《平家物語》開篇詩《祗園精舍》有云：“祇園精舍的鐘聲，有諸行無常的聲響，沙羅雙樹的花色，顯盛者必衰的道理。驕奢者不久長，只如春夜的一夢，強梁者終敗亡，恰似風前的塵土。遠征外國的事， 有如秦之趙高，漢之王莽，梁之朱異，唐之安祿山，這些人都因為不遵舊主先皇的政治，窮極奢華，不聽諫言，不悟天下將亂的征兆，不恤民間的愁苦，所以不久就滅亡了。”［1］
在這首詩中， 本書的主人公王莽被貼上了“驕奢”的標簽。毫不夸張地說，在日本，自《平家物語》問世起，王莽就一直背負著篡權者的罵名。當然，王莽一度斷絕西漢劉氏一族帝位的一脈相傳，建立新莽， 這在歷史上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從結果來看，也正如《平家物語》所描述的那樣，他“不聽諫言，不悟天下將亂的征兆，不恤民間的愁苦”。然而，在中國歷史上，篡奪前朝政權，自立為王者大有人在。為何唯獨王莽一人要遭受如此責難？想必其中自有原因。
在王莽政權覆滅后，漢室劉氏一族的劉秀一統天下，是為東漢光武帝，被譽為中興漢室的一代英主。而為了主張東漢政權的正統性，就必須對王莽政權進行負面評價。在東漢時期，對王莽或其政權稍加偏袒的言論都被視為禁忌。在東漢前期的王充所著《論衡》中，其對王莽的批判隨處可見。甚至曾為王莽效力的桓譚也在其著作《新論》中對王莽的政治家資質進行了非常苛刻的評價。桓譚為光武帝所厭惡，遭受冷遇。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批判讖緯之說，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為他與王莽的關系。此后，東漢學者也習以為常地對王莽進行丑化。即使到了后世，也幾乎看不到對王莽的正面評價，就連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也毫不意外地將王莽視為篡權者。顯而易見，《平家物語》中對王莽的評價也繼承了上述立場。
將王莽痛批為篡權者的關鍵依據應該是毒殺平帝一事。根據《漢書》記載，翟義在討伐王莽的檄文中提到了這一“事實”。另外，根據《后漢書》記載，隗囂在起兵伐莽檄文中歷數王莽罪狀，其中也包括這件事。宋代的《資治通鑒》繼承上述觀點，從正統論的角度出發，明確地記載了鴆殺平帝這一“事實”，這給近代以前的王莽批判提供了不可動搖的合法性。清代考證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王莽之敗》中，引用《論語》“今之愚也詐”一語，指出王莽正符合這一點。另外，在《王莽自殺子孫》一節中，他認為王莽之所以迫使自己的子孫和兄長的兒子自殺，是因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趙翼并未明言王莽毒殺平帝一事。
近代以降， 學界針對王莽的評價發生了轉變。其中，胡適的《王莽》一文應該是近代中國人所著王莽論的開山之作。正如這篇文章的副標題“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所示，胡適認為王莽制定的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會主義的思想。他甚至認為，從有關六筦［2］的詔書中，可以看出王莽深諳國家社會主義之精髓。德國學者奧托·弗蘭克的觀點與胡適相似。不過他沒有像胡適那樣給予王莽高度評價，而是將王莽的諸多政策視為國家社會主義實驗。
然而，胡適或弗蘭克認為王莽的改革具有近代國家社會主義改革性質，其實是將自身對于現代問題的關注過于直接地投射于歷史事件而得出的結論，從這種意義上講，不得不說這種理解僅浮于表面。走進歷史世界時，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是有必要的，但在方法上必須首先對歷史世界中的“情況”進行一次過濾。王莽在其所處的政治環境中，如何理解當時的社會課題？在宦海浮沉中尋求自保的同時，又如何嘗試解決這些社會課題？要理解王莽，不正需要以此為立足點嗎？
早在1920年，日本的吉田虎雄便在《王莽的社會政策》一文中肯定了王莽卓越政治家的身份，而河地重造于1970年發表的《王莽政權的出現》則是一篇剖析內在本質的“王莽論”。河地重造認為，“他（王莽）并非只是一個夢想家，也并非偏執的權力欲望集合體，他以自己的方式審視社會，并立志對社會進行改革”。這種解讀王莽的視角是值得重視的。河地先生還指出，從歷史學角度弄清王莽政權，“不僅能夠明確以武帝在位時期為頂點的西漢政治體制向東漢體制過渡的過程，還可以嘗試對古代中國的特質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他立足于這種立場，試圖將諸多與王莽政權相關的歷史事件還原到歷史發展的脈絡當中，并進行評價。河地先生對王莽其人及其政權進行了客觀的解讀，其研究開創先河，已經成為近年來研究的基本立場和普遍共識。
這一研究方向性值得贊同，不過討論卻僅僅局限在王莽政策的層面上。然而，日本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王莽傳記，因此解讀王莽施政心理所必需的，自青年時期起的人格形成過程、各種政治經歷、思維特征等都不甚明了。在對那些視王莽為與時代格格不入、大逆不道的篡權者的立場進行反思時，這一現狀給構建批判理論帶來了困難。
因此，本書將參考近年來王莽及其政權的相關研究，圍繞王莽的時代理解及由此產生的問題意識、政治決斷和形成與開展的行動，對其一生進行考察。相信這本書會幫助讀者判斷這樣一個問題：“王莽究竟是不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偽善篡權者？”
譯者注：
［1］譯文引用自《平家物語》，周作人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8年。
［2］王莽將鹽、鐵、酒、錢幣鑄造權、山林水澤管理權收歸國家管理，統稱“六筦”，也作“六管”。
《王莽》讀后感(四)：是圣人還是偽君子？西漢的他為何會被視作是一位穿越者？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近幾年來穿越小說、穿越劇大行其道的緣故，有些人開始不滿足在小說中虛構人物穿越時空，開始將這穿越的想象，聯系到了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上。
目前被認為穿越可能性最大的三個歷史人物中，除了意大利的達芬奇與美國的特斯拉之外，還有一位中國的古代人物榜上有名。這就是西漢時期的王莽。
提起王莽這個人，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偽君子、篡位者這樣的負面評價詞。
他出身西漢的外戚家族之中，姑媽是一生經歷五代帝王的孝元皇后王政君。王家曾先后有九人封侯， 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不過少年時的王莽卻因自己的父兄早逝而在同族中顯得低人一等，這日子過的甚至可以用“孤貧”一詞來形容。
或許是這種逆境激發了王莽的上進之心與生存之道的探尋，他勤奮好學、孝順母親、照顧叔父……成為王家這個顯赫外戚大族中的一個另類，被旁人視作是道德楷模。
王莽的一番心血努力沒有白費，叔父王鳳臨終之前上奏一本，保舉王莽入仕，卻怎么也沒想到就在此時為西漢王朝埋下了一顆危險的種子。
接下來的歷史故事便是王莽在仕途上的一路奮進，直至后來的攝政、篡權、施新政與被覆滅。自東漢以來幾乎所有的古代學者都不曾給予王莽什么正面的評價，認為他的失敗結局是必然的，自古心懷叵測的偽君子就不應該有什么好下場。
但是到了近代，學術界對于王莽的評價逐漸地發生了轉變，胡適在其所作的《王莽》一文中采用了“社會主義者”這個詞來稱呼他，認為王莽在當時所實行的那些看起來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的諸多政策，其實是具有近似于社會主義思想的，德國的學者奧托.弗蘭克甚至將王莽的諸多政策視為是一場國家社會主義實驗。
這真是一語驚四座，如此說來這王莽并非大逆不道者，或許真的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圣人”，可一千九百千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會實施近代才出現的先進社會主義？莫非這王莽真的是一位穿越者。
這不免會讓人心生好奇，這王莽究竟是一位怎樣的歷史人物，又是怎樣的人生經歷造就了歷史上的王莽。
不僅僅是身為中華歷史傳人的我們想知道，遠隔萬里重洋之外的日本人也很好奇。
《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便是一部由日本學者為中國西漢的王莽所做的傳記。作者東晉次是日本三重大學名譽教授，其主要的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此書堪稱是日本首部權威王莽傳記。
以往我們所讀到的有關于王莽的歷史內容，大多只是幾個篇章或是段落，而東晉次卻用厚厚的一本書冊來講述王莽的全部生平歷史。他的出身、他的成長、他的失意與輝煌，當然還有他那些頗受歷史爭議的諸政。
或許是因為作者是異國人士的緣故吧，在此書中作者跳出了認為王莽是一個篡位者的認知圈子，而是以“圣”這個字作為關鍵導向，細致的探究王莽的一生。
在作者看來王莽是一個渴望實現圣世的人，暫且不論王莽的政權所飽受的那些歷史評判，從他的一生所做來看，可被視為是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一個人物。
不得不說王莽是具有普通人并不擁有的卓越政治才能的，并且他也一直在為實現他心目中的禮制國家而在不懈努力著。可是越是執著于理想，就越容易走上獨斷轉行的道路，而與正確的路線越發的背道而馳。
理想與現實終究還是有著差別的，更何況王莽的理想又非一般的宏大。這或許正是王莽在歷史上留下悲劇下場的原因吧。
《王莽》讀后感(五)：“篡位者”與“信徒”——王莽歷史身份的體認與重構
日本學者東晉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王莽：儒家の理想に憑かれた男》）最早在2003年由日本白帝社出版，作為日本首部權威的王莽傳記，在推薦語中，白帝社指出這本著作的幾個特點：一是全書的關鍵字“圣”，二是對王莽生平的細致追溯，三是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書封
從書中的內容來看，前兩點無疑是相當準確的，全書除最后一章“終章”外，其余十五章細致梳理了王莽從出生到稱帝，再到最后落得“商人杜吳弒莽，取其綬”（《漢書·王莽傳下》）悲慘下場的人生經歷，作為日本學者，其考據之苦功，可見一斑；在最后一章“對儒家圣世的追求”一節，東晉次指出，“以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凈化現世，應該就是王莽依據儒家學說‘制禮作樂’的本意”，因此，王莽效仿周公的心愿，事實上也是孔子“周監（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理想的體現。
不過，“圣”這一關鍵字于王莽而言并不只是“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那么簡單，在家中“受禮經”以及“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漢書·王莽傳上》）的王莽，顯然難以免儒家“克己復禮”的俗，自然也深受儒家對“圣”孜孜以求的影響。在孔子的觀念中，“圣”是相當崇高的一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的表述在他的語境中并非謙詞，孔子每提到“圣”或“圣人”，常與“仁”或“君子”對比，結果是“圣”高于“仁”，更高于“君子”，如在《論語·雍也》中，子貢問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否能稱得上“仁”，孔子回答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將“圣”的境界拔高至“仁”之上，認為這是先賢堯舜都難以企及的最高人格目標。盡管后世儒生出于現實或信仰的需要，“圣化”孔子，視其為天下至圣，對“圣”的理解稍有不同，但“圣”無疑仍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人格目標。
既然“圣”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標，而王莽“制禮作樂”所效仿的對象則是孔子感嘆“久矣吾不復夢見”（《論語·述而》）的周公，足以見儒家思想對王莽的深刻影響，東晉次將王莽稱為儒家理想的信徒，從構建儒家理想政府的角度入手來理解王莽的改革動機，元始三年和元始五年王莽牽頭的兩次關于禮制的改革，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1]，為學者筑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尤甚”（《漢書·王莽傳上》）用來振興儒學的舉措，以及王莽稱帝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漢書·王莽傳中》）實施“井田圣制”這種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土地制度的改制，都是王莽一心建設儒家禮制國家的表現。現代經史大師蒙文通在論述今文經學“革命”之旨的各種典章制度指出，在今文經學的語境中，井田制是“通國皆助，通國出兵出車，通國立學，而君子野人之割泯”的新制度，辟雍制是打破貴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明堂是包含政治權利平等開放意義的議政之所，所謂“明堂大學之制行，則貴族替而政歸平民無惑也。”[2]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王莽種種舉措，確是在構建一個符合儒家理想的國家。
這種理解，是東晉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一書的出發點，也是王莽“儒家理想信徒”身份判斷的落腳點，這種書寫與自東漢以降歷代正史論述中“篡位者”形象的王莽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物形象，在《漢書》中，班固以遠超書中其他任何歷史人物的篇幅詳細記錄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的歷史論斷，成為東漢至清代所有正史論述中的唯一判斷，直至20世紀，近現代學者將出于對現代問題關注的需要，將現代判斷投射于歷史人物和事件，從而得出了諸多不盡相同的結論，典型的如胡適將王莽視作一個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者，顧頡剛論王莽為“以大魄力開創新制度，平階級，厚民生，裕國計，此實中國政治史上最可紀念之人杰”[3]，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種種對“篡位者”形象的平*，更為這位生涯跌宕的歷史人物增加了許多魅力。
日本學者東晉次“儒家理想信徒”的這一論斷，也不過是眾多“王莽論”的一環，他在中文版后記中指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并非易事”，我非常贊同，因為對歷史人物的這種評價不在于得到本人的首肯，而在于為當下、為后人提供一個視角，去思考當時時代環境下歷史人物是如何求存、如何應對接踵而來的問題，思考在當時及后來的書寫語境中，一個歷史人物是如何成為歷史人物的，這既是一種人物形象與不同時代思想觀念的互文，也是立體的人與具體的符號聯結的同構。在“王莽”這個點上，匯集了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等多條脈絡，每一次對其歷史身份的體認與重構，都是思想史上“古”與“今”一次新的綰合，這或許才是歷史的意義所在。
[1] 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是帝王舉行祭祀、典禮的場所。
[2]轉引自周展安：《古典經史與理想政治——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王莽問題”》[J]，開放時代，2020(05)，第154頁。
[3] 顧頡剛：《英譯本漢書王莽傳序》，載《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