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活著，只做了兩件事，逃離與尋找。
蕭紅，在這一片秋深的濃厚里，她是開得熱烈的五角楓，紅得熾烈，卻經不過越來越真實的寒硬，從枝頭跌落成泥，成為一枚記憶。
從生至死，她都在追尋，一種叫作所謂幸福、所謂平靜的東西，但窮其一生，都未尋得。
在她出生的家庭里，如果不是祖父，難以想象她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自私的父親、冷酷的母親，甚至頻施淫威的祖母，無一不是充斥著寒意。只有祖父，似呼蘭河畔一縷陽光，恰如其分地撲打在她心上，才讓她得以在最小的時候蹲在時光里，感受這難得的暖意。有東升就注定了要有西落，祖父愛她的時光在她并不漫長的人生中實在短暫的讓人稀罕，讓人唏噓，不忍去描述。那些伸出五指卻抓不住的回憶，成了每一處瀕臨絕望時，她唯一記得住的溫暖，那兒的名字叫故鄉。
但故鄉，隨著祖父的過世，她開始奔波在了路上，背井離鄉，不再有故鄉了。呼蘭河里的一切都是她平靜的筆觸下描畫出的一幅有聲有色的畫卷，在她的指引下，人們紛紛來到呼蘭。
“我沒有家，我連家鄉都沒有。”她在《苦杯》組詩里這樣寫道。
原來，她對蕭軍的愛遠不只是窘迫時一種不得不的抉擇，而是她真的早已無路可退。在這一片黑暗的絕望深處，蕭軍，這個男人終于讓她可以跟故鄉說一聲再見了。
從祖父離世后的出走，都是為了離開冷冰冰的沒有愛的家，只是這一路的逃離都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的羈留。不管是表兄陸振舜還是汪恩甲，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不曾讓她與她的家庭真正分離，這份暖看似伸手可觸，可實際上卻遙遠得把她剩作了一人。
東興旅館是一座逃不開的牢籠，汪恩甲的一去不回，讓本無親可依的蕭紅徹底淪于絕望，逃不出去，留不下來，吃食都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更何況肚子里還有另外一個小生命的孕育。她沒有體味孕育生命美好的機會了，饑寒交迫、心靈無依是無比現實的問題，也是她最恐懼的事情。她總在尋找一種溫暖，但所得卻是隱匿無蹤。越恐懼，越遭遇。
無疑，此時，蕭軍的出現就像一道暖陽，照亮了蕭紅昏暗動蕩的人生。
這個男人與她和她的家鄉在這一次見面之前毫無瓜葛，盡管身懷六甲、模樣慘淡，但蕭紅依然綻放出了她最動人的一抹顏色，走出了她真正離家出走的第一步。終于，與呼蘭的人與事不再有所糾纏了。
在呼蘭與祖父共同生活時，她感受到的是任性的小兒女在祖父疼愛下發自肺腑的歡快。只有在這一段時光里，她才寫下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那么的自由。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朵謊花，就開一朵謊花，愿意結一根黃瓜，就結一根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根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地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只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這樣歡快肆意的記憶。
隨著祖父的離世，她開始了一去不回頭的逃離。那些自由活在了記憶里，一去就沒了影跡，遍尋不得。
從此，她離故鄉又遠了一步。
她說，我沒有家，我連故鄉都沒有時的凄涼見文可知，卻不能體會這深深的悲涼。一個人沒有家，連故鄉都沒有了，便沒有根了。
即使她知道蕭軍有家室依然頭也不回地投向了他的懷抱，因為除他之外，她已真的無處可去，無人可依了。
她的一生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向死而生，她用兩件事延續了這段并不算太長的生命旅程，一是寫作，一是愛情。好在，還有寫作，至于愛情，過于慘烈。
所以，一經蕭軍，那些本不算美好的日子，蕭紅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比任何人都更怕失去了他，才會極度珍惜與他一起的日子。這樣的日子是與寒冷、窘迫、饑餓為伍的，常常連住所都不能解決，兩個年輕人就流浪在街頭巷尾，長時間的游蕩，她經歷著寄人籬下的為難。
在不良的環境下導致的直接結果是，蕭紅的身體長年處于蒼白和病態，在生完了第一個孩子之后，不再具備養育能力。而長久的饑寒交迫也令她無法做出一個母親應該持有的態度，又或者，是基于對孩子父親的某種怨恨，終于這個孩子她并沒有留在身邊。有很多揣測，有人說，是蕭紅自認在自我溫飽都不能解決的前提下，殘忍地將孩子送給了別人；還有一種說法矛頭則指向蕭軍，說是蕭軍作主將孩子抱人撫育。具體是哪一種，到今天已無從考證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蕭紅，失去了為人母的機會。
蕭紅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并不怎么盡如人意，她不算漫長的一生里，喜悅就如煙花，又若流沙，她每每想用身體去挽留，這一切都會毫不留情地棄她而去，她又一次跌進無盡地深淵，從頭開始，直到，此生終告別，不必再尋找……
